【文章推介】王新刚︱中外学界关于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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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界关于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述评

第一作者简介

王新刚，历史学二级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生导师，中东史、国际政治、区域国别研究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史、中东史、国际关系史、国际组织、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叙利亚历史与国家发展研究。现任教育部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区域国别与翻译研究院院长。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陕西省社科基金等重大、重点、一般项目等20余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专著5部。获陕西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二等奖等。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65—78页。

摘 要

        国内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现有成果主要涉及古叙利亚城邦研究及叙利亚与古埃及、腓尼基、希腊、丝绸之路上东方国家的文明交往互动。西方学界19世纪末基于对古叙利亚地区的科学考古,展开了对该地区史前史及专题史的研究。20世纪后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从考古学扩展到语言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社会学领域。专题性研究主要包括外族统治下的叙利亚史、宗教史、制度史和通史研究及其对“叙利亚文明”概念的探讨等。21世纪以来对古叙利亚文明史的研究日益细化,更加注重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探究古代叙利亚文明的内部运行规律、与外部文明的交流等内容,突出表现为对古叙利亚文明的某些专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学理透视,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国内外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通常将古叙利亚地区的历史作为古代大帝国的一部分和中心文明的边缘地带进行论述,或作为腓尼基人或古犹太人历史的背景论述；二、研究多集中于英文、法文、德文文献；三、虽然缺乏系统性、专门性论著,但是现有研究文献涵盖了古叙利亚考古、古代通史、断代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科技史、文明交往史等多方面,为系统梳理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知识谱系。

关 键 词

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述评

本文所述“古叙利亚”是指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今天中东地区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国家。该地区上古文明——古叙利亚文明,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在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交往中发展壮大,在人类历史上首创并成功实践字母文字和一神信仰,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古叙利亚地区也是“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和“丝绸之路”西段的要冲,在沟通亚非欧文明中发挥了桥梁作用,也是世界主要文明互动交往的舞台之一。因此,系统研究古叙利亚文明史,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研究,揭示中东地区文明交往互鉴的特点与规律。

对古叙利亚文明的科学研究始于19世纪欧洲人对该地区的考古发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基于对古叙利亚地区的科学考古,研究叙利亚地区史前史及专题史。20世纪是西方学界对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日益深入和细化的时期,从基于考古的研究扩展到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国内亦有对古叙利亚城邦的研究和古叙利亚文明交往的研究。本文在梳理“古叙利亚”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评述中外学界关于古叙利亚文明的研究,按时间及研究专题进行系统性的探讨。

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

国内的古代叙利亚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涉及古叙利亚城邦研究,叙利亚与古埃及、古希腊、丝绸之路上东方国家的文明交往互动。

(一)对古叙利亚文明的整体研究

刘文鹏《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依据近代以来大量考古发掘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描述了古埃及、两河流域和伊朗等文明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以及它们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其中涉及古叙利亚文化变迁等。

刘健《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给予古代叙利亚民族、宗教充分的关注,并且突出了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与古叙利亚文明的交往历程,既详细梳理了古代叙利亚历史的线索,又在有限的篇幅内突出了重要问题,同时引用了国内外重要的文献和专业研究成果。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以文明交往理论为指导,采用通史的叙述方式,系统介绍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由古及今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发展和变迁进行了简要的阐述,主要内容包括石器时代古叙利亚文明产生和传播,古希腊、罗马时代叙利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发展。

(二)对古叙利亚城邦的研究

古代叙利亚的城邦所创造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国内已有对古代叙利亚城邦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对腓尼基（Phoenicia)城邦商业活动的研究成为黎凡特(Levant)商业史和西亚文明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刘任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推罗商贸研究》探讨了腓尼基问题。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是腓尼基城邦推罗(Tyro)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推罗在西亚地区构筑了庞大的商贸网络,其范围向北包括了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地区，向东抵达了两河流域，向南覆盖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到达红海周边和阿拉伯半岛。本文主要对古代推罗城市建筑、地理位置、人口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推罗兴起的外部环境,论述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推罗的商贸发展，以及推罗与以色列、大马士革王国、亚述的交往与联系。

元佩成《帕尔米拉王国的发现及其历史》简要梳理了叙利亚地区丝路明珠帕尔米拉(Palmyra)的历史。帕尔米拉（又译巴尔米拉）为古代阿拉米人(Aramaean)的城邦，也是古代东西方商旅穿越叙利亚沙漠的重要中转站,被誉为“沙漠之桥”,其繁荣持续了约400年。帕尔米拉也是古代西亚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它处在几大文明的交汇处,其文化巧妙地融合了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文明的元素。

(三)古叙利亚文明与周边文明的交往

叙利亚是古代埃及从封闭性的地域王国走向帝国的重要着力点。在古代埃及历次对外扩张中,叙利亚地区多为争夺的中心。因此,研究古代埃及的国内学者也关注到古代埃及与叙利亚的关系。郭丹彤《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侧重研究第十八王朝埃及与叙利亚的关系。文章通过比较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行政官僚体系, 揭示出二者本质上的同一性。作者认为考察一个外族政权对当地行政管理体系渗透的程度,不应该以被征服民族是否被迫迁徙和当地统治家族是否有所变化来衡量,关键应该是异族政权渗透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广度和深度。该论文是研究新王国时期埃及与叙利亚关系的典范之作,但是文章更侧重于埃及的视角,使用的资料亦是如此。《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是郭丹彤研究埃及与叙利亚关系的又一力作,该论文使用大量的埃及铭文,探讨了中王国时期埃及与叙利亚海上和陆路贸易的路线,资料详实,是埃及学研究的范文。该文与其上一篇文章类似,同样是从域外文明的角度分析古叙利亚文明。

王海利《关于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重点关注了影响古代叙利亚和埃及的喜克索斯人（Hyksos)问题。作者根据考古资料分析了喜克索斯人起源问题中的几种观点:起源于印度、伊朗的雅利安人种;起源于东叙利亚的胡里安人;起源于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部落。然而该文限于篇幅,未能对各种起源说的学术史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梳理。

希腊人的到来使古代叙利亚文明的走向发生了巨大转折,叙利亚地区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耀眼之地。孟凡青《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与“希腊化”》以古典文献为依据，并在借鉴当代学者有关希腊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作为切入点,力求从史实出发来讨论“希腊化”。在三大希腊化王国中，塞琉古王国所表现出的“希腊化”最为明显,也更为直接。文中论述了塞琉古王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实行的政策，以此分析作为统治阶级的希腊马其顿人所实行的这些政策,是否有助于希腊文化在东方的传播及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并探求他们统治政策的目的和原因,还论及了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与“希腊化”的关系及对当地人和该王朝产生的影响。

高克冰《塞琉古王国与帕提亚王国及丝绸之路》是研究前丝绸之路时代塞琉古王国与帕提亚帝国之间商贸关系的代表性成果。该文对塞琉古王国的建立、贸易发展与繁荣,及其与帕提亚帝国的政治和商贸关系进行了详细梳理。

丝绸之路上的叙利亚不仅只有和平的物质文化交流,还有另一种交流的方式,即武力冲突。罗马-拜占庭帝国与控制丝绸之路中段的帕提亚帝国,以及此后的萨珊波斯帝国在叙利亚地区的冲突也常常与争夺丝绸之路的收益有关。

除以上研究外还有另一种视角。阮炜在《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中所述的“叙利亚文明”,是历史哲学关注视角下的文明概念,它是指一种文化形态,犹太、伊斯兰、西方文明在根性上都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文明。他认为,叙利亚文明是一个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由多个民族共同造就的超级文明,其发祥地并非局限于现今的叙利亚,而是历史上的叙利亚或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一文明的覆盖范围还包括埃及的一部分、小亚南部沿地中海地区和塞浦路斯岛,甚至延伸到叙利亚人(具体说是腓尼基人)建立了殖民地的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和北非沿岸,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价值核心是相对纯粹的一神论和独占真理情节。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神选意识,西方、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形态上具有无可置疑的家族性相似,它们都结构性地禀有“叙利亚文明”要素,而正是基于神选意识与唯一神观的绝对主义造成叙利亚不同文明之间的长期对峙。

19世纪末到20世纪

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

(一)基于考古的研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别于1899—1900年、1904—1905年和1909年向叙利亚派出了多支考古队从事考古发掘,标志着西方有组织的科学考古的开始。美国的考古学家在后来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除美国外,法国、意大利考古队也在埃卜拉(Ebla)等地区进行了考古活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于1990年创办《埃及和黎凡特》主要登载相关的考古成果。西方学者在叙利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也为叙利亚古代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

(二)专题性研究

1.外族统治下的叙利亚  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哈雷尔(Gustare Adolphus Harrer)的《罗马的叙利亚行省史研究》是较早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侧重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尤其是罗马国家与叙利亚行省的关系。艾伦·巴特利(Alan Buttery)《古代埃及和亚述的军队与敌人》也涉及埃及和亚述对叙利亚的征服和统治问题。亚瑟·西格尔(Arthur Segal)《从功能到纪念碑:罗马时代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阿拉伯行省的城市风貌》从古代遗迹的角度考察罗马文明对叙利亚的影响。

2.宗教研究  勒内·迪索(René Dussaud)的《赫梯人、胡里特人、腓尼基人及叙利亚人的宗教》是有关上古叙利亚地区宗教问题的研究力作。作为《宗教史简介》丛书中的一卷,该著作按照时间和地域分别论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不同宗教信仰的渊源,详细介绍了古代叙利亚地区的腓尼基人和胡里特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异同。作者不仅对崇拜本身进行论述,如世界神(dieux du monde)、星光神(divinités astrales)、自然神(dieux du nature)等,还详细介绍了宗教的组织形式,如神庙、神职人员设置等,为古代叙利亚信仰体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西方学界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关注基督教教会的问题,而叙利亚地区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和早期基督教发展的核心地区,有关叙利亚的基督教和圣经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

3.制度史和通史研究  菲利普·希提(Philp K.Hitti)是中东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他的《叙利亚史》是研究叙利亚历史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作为研究叙利亚的通史性著作,给予叙利亚地区的史前史和古代史充分关注,这与一般通史性著作略古详今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该著作自出版之时起就一直是研究古叙利亚史必备的参考书和权威性专著。

法国由于与叙利亚的特殊历史关系,在叙利亚历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法国学者的研究范畴涵盖了制度史和通史。在制度史研究方面,格雷戈里·尚邦（Grégory Chambon)的《标准与实践:人、度量衡与书写(第一卷)古代叙利亚,从埃卜拉到艾马尔的容量与重量研究》根据出土的苏美尔文献,从计量学的角度系统研究了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古代叙利亚城市埃卜拉古城(今叙利亚阿勒颇)和艾马尔的度量系统,为研究古代叙利亚城市及其居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让·巴尔迪(Jean Balty)《叙利亚的古代马赛克》以古代叙利亚道路和墙壁上的马赛克装饰为视角,详细介绍了叙利亚城市约40处道路的建设及材料情况,其研究之细致甚至包括对大马士革清真寺墙壁的装饰描述,同时将其与同时期欧洲和非洲生产的马赛克进行对比,并通过对马赛克装饰的研究展示了古代叙利亚的神话故事。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地方社会人文发展状况。在通史性研究方面,让·阿诺斯基(Jean Yanosky)、朱尔·安东尼·大卫(Jules Antoine David)的《叙利亚古代及现代史:人民及其宗教、习俗、惯例等》涵盖了古代叙利亚地理、人文、政治、商业等方面。作者分别按照区域和时间将古代叙利亚进行划分,详细介绍了不同地区和时期古代叙利亚的发展情况。该著作以不同王朝统治下的古叙利亚城市为主线,贯穿了古叙利亚农业、商业发展,展示了社会的兴盛和衰亡。勒内·迪索的《古代及中世纪叙利亚的地形及历史》是叙利亚考古和历史研究的经典文献,对古代叙利亚地形的研究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古代地名参考。

(三)“叙利亚文明”概念的探讨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叙利亚文明”或“叙利亚社会”概念,将叙利亚文明的根本文化特征归纳为字母文字的使用及定居农业和宗教,其存续时间为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

在汤因比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也尝试对叙利亚文明进行阐释,并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如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Alfred Louis Kroeber)的“近东社会”、文化学家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hy)的“近东文明”以及卡罗尔·奎格利(Carroll Quigley)提出的“迦南文明”概念与埃利亚斯·J.比克曼(Elias J.Bickermann)提出的“黎凡特文明”等。

这些研究以西方语境分析古代叙利亚文明,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和“东方学”色彩。如奎格利在对比迦南文明和米诺斯文明时,认为迦南文明是“暴力的”与“嗜血的”,而米诺斯文明是“温和的”与“和平的”。尽管这些学者将古叙利亚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文明之一进行论说,但对古叙利亚文明的称谓、概念、内涵、特征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文明”的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学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导致其对“文明”的定义、内涵、边界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如汤因比对叙利亚文明的界定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为依据，而奎格利的界定除了其政治、经济、宗教特征外,更加突出文明的族群性特征。二是叙利亚地处三大洲交汇之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其内部族群构成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地区内部共同语言、宗教、习俗、制度、共同心理等文明特征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相对较弱,这进一步增加了对古叙利亚文明进行明确界定的难度。

21世纪西方学界的

相关研究

21世纪西方学界对古叙利亚文明史的研究日益深入和细化,注重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探究古代叙利亚文明的内部运行规律、与外部文明的交流等内容,突出表现为对古代叙利亚文明的某些专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学理透视,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的运用。

(一)古代叙利亚历史的专题研究

1.民族史研究  重点是对《圣经》和犹太民族史、腓尼基人、菲利士人等的研究,此类成果还伴随着二战结束后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进一步增多。

赫尔伯特·尼尔（Herbert Niehr)主编的《古代叙利亚的阿拉米人》主要关注上古时期的叙利亚阿拉米人,时间断限从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900年的铁器时代,涉及阿拉米人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经济、宗教等诸多方面。

都铎·帕菲特（Tudor Parfitt)、阿萨艾尔(Asa睧l)和本·杜尔·柏尼特(Ber睤or Benite)的著作均介绍了以色列遗失的部落。上述作者认为,以色列各部落声称是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后代,《圣经》预言有一天这些遗失的部落会团聚在以色列,并最后救赎以色列,他们坚信以色列遗失的部落会出现在世界偏僻之处。

西方学界过于关注早期以色列文明、族群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系。这种宗教情感影响了他们的选题、视角和研究范式。

2.基督教史研究  西方学界对于基督教史的研究更是不遗余力,研究的内容从基督教的诞生到拜占庭帝国时期基督教的内部发展。其中有关宗教思想的研究是基督教史研究兴盛的重要方面 。

研究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必然需要强化对书写语言的研究。默里·罗伯特（Murray Robert)、维多·梵·皮尔森(Wido Th.Van.Peursen)、伊格纳西奥·卡瓦霍萨(Ignacio Carbajosa)和保罗·斯蒂文森(Paul Stevenson)、丹尼尔·M.古特尼尔(Daniel M.Gurtner)等人的著作,重视《圣经》书写语言的研究,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了前一个时期 。

在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中,古代晚期(约为公元300年至700年)是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罗马——拜占庭帝国完成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基督教化。这种基督教化与国家权力的支持密不可分,代表性的君主就是查士丁尼。沃尔克·L.门策(Volker L.Menze)的《查士丁尼和叙利亚正教会的形成》一文反映了查士丁尼推行“一个国家、一个宗教、一部法典”的帝国一统思想与叙利亚一性论教派的冲突。查士丁尼力主把察尔西顿派的影响力渗透到叙利亚地区,这种努力在耶路撒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却导致叙利亚一性论派与帝国的进一步疏远。

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其鲜明特点是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层出不穷和宗教争执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亨宁·莱曼(Henning Lehmann)的《在4—5世纪叙利亚圣经的弟子:学问的位次,杂闻与古叙利亚语》认为，《旧约》全书的古叙利亚语的转译是由希腊教父(基督教东派教会使用希腊文写作的教父)在4—5世纪完成的。此书基本上是围绕《圣经》探讨古叙利亚史。

克丽丝汀·谢伯德森(Christine Shepardson)的《反犹太教和基督教正教会:4世纪叙利亚埃弗勒姆的赞美诗》强调犹太人由于基督受难被基督教徒认为负有原罪,这是反犹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瓦汉·S.霍夫哈内辛(Vahan·S.Hovhanessian)的《安条克宗派:叙利亚的圣经神学和教会》认为，在察尔西顿派、一性论派的斗争下叙利亚教会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发展。

由于国家对察尔西顿派的支持和皇帝们一次次协调两派分歧努力的失败,叙利亚基督教徒的宗教感情突破了一定的限制。菲利普·伍德（Philip Wood)的《“我们没有国王,只有基督”:阿拉伯征服前夕大叙利亚地区的基督教政治思想》反映了阿拉伯人征服前夕,叙利亚民众因为宗教信仰问题对帝国的不满。这部书的特色在于,作者运用古叙利亚语和中东地区其他多种语言,考察了拜占庭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终结之时,基督教如何带着它的新的神话对近东的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转变自我认同感和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文化独立性之后,紧跟着的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政治哲学,为我们所能看到的当今中东混合的宗教和种族同一性的现状播撒下了种子。希腊学者西里诺斯·帕坡斯坦金斯（Manolis Papoutsakis)在他的著作中对这种趋势也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埃玛·罗斯利(Emma Loosley)的《4至6世纪贝马叙利亚教会的建筑和礼拜仪式》通过具体宗教建筑和礼拜仪式的发展,探讨深层次的叙利亚教会强化宗教认同的心理。

在古代叙利亚基督教研究中,德国学界的成就不容忽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各个大学定期举办德国叙利亚学研究座谈会。2011年12月在哥廷根大学举办了第七次座谈会,会议论文最终收录在论文集《叙利亚的基督教:历史、神学与文化》中。2014年座谈会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召开,其影响力扩大到德国之外的奥地利学界。总体来说,德语学界的叙利亚学自成体系,他们将古叙利亚地区视为除拉丁西方国家和希腊化东方国家之外的第三个具有基督教传统的地区。德国学界对近东早期历史中古叙利亚地区的基督教史兴趣盎然。除此之外,洛塔尔·海瑟（Lothar Heiser)的《镶嵌工艺和赞美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早期基督教》也是有关叙利亚的基督教的研究。德国叙利亚学的鲜明特色在于跨学科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历史、神学与文化的多学科交叉。

3.其他宗教信仰研究  叙利亚地区的其他宗教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路易斯·费柳(Lluis Feliu)的著作关注叙利亚前基督教时代的神和崇拜方式。巴比·瓦吉斯(Baby Varghese)的著作系统地研究叙利亚西部对神的崇拜仪式;西尔克·特拉丛卡(Silke Trzcionka)认为古代叙利亚前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在4世纪被基督教徒污蔑为巫术,同时也反映出叙利亚宗教的神秘主义倾向;瑟奇·路泽(Serge Ruzer)和阿里耶·科夫斯基(Aryeh Kofsky)的著作则更为体系化地研究早期叙利亚文献中的神学。

4.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  瓦菲·阿尔法里斯(Wafi Al睩ares)的《历史土地使用》是少有的关注经济史的著作,重点关注叙利亚地区的土地问题。乔塞特·埃拉伊(Josette Elayi)和A.G.埃拉伊(A.G.Elayi)的《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腓尼基城市比布鲁斯的货币与政治史》则从货币研究的角度探讨腓尼基城邦的政治史,是经济史与政治史研究相结合的重要尝试。

叙利亚宗教社会的特点也反映在古代建筑艺术上。迈克尔·格林哈希尔(Michael Greenhalgh)的《叙利亚的纪念碑:他们的残留与破坏》记述了古代晚期叙利亚的各种纪念碑,主要以17世纪到19世纪旅行者的游记为基础,描述了一些宗教建筑,从社会和政治的语境见证了帝国的转型。G.R.H.赖特(G.R.H.Wright)的《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古代建筑》强调城市的社会氛围由于希腊人的到来而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希腊化把城市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创建了许多新城,代表性的城市就是安条克城。

5.古代人物研究  在叙利亚漫长的古代文明中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这些人物不仅是叙利亚人的记忆对象,也在地中海文明圈获得了影响力。芭芭拉·莱维克（Barbara Levick)的《朱丽亚·多姆娜：叙利亚女皇》和戈弗雷·特顿(Godfrey Turton)的《叙利亚王妃:公元193—235年统治罗马的女人》两部著作关注世俗的上层女性。后者反映了叙利亚行省居民在罗马国家地位的提高。宗教人物,尤其是基督教的圣徒是5世纪以来社会的精英。巴斯·特尔·哈尔·罗曼尼(Bas Ter Haar Romeny)在其著作中,通过雅各的宗教经历阐述了当时的叙利亚文化;亚当·舒尔(Adam M.Schor)在其著作中,记述了叙利亚赛勒斯地方的主教狄奥多勒的领导能力,解释了帝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宗教矛盾。

6.通史和断代史研究  21世纪西方学界出版了一些对古叙利亚通史和断代史的研究成果。特雷弗·布赖斯(Trevor Bryce)的《古代叙利亚:一部3000年的历史》简要地梳理了叙利亚的历史。书中认为，在中东和近东国家中,叙利亚很长时间都被认为是隐患重重且政局不稳的国家。这本书追溯了3000年以来叙利亚的历史,包括人民、城市，王国的兴起、繁荣、衰落和消失,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时期。卡尔·斯特罗贝尔(Karl Strobel)2012年编著的论文集《帝国之后的帝国:苏庇路里乌玛二世时期之后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亚述(约公元前1200年—800／700年)》一书中,有专题文章探讨北部叙利亚高原在赫梯帝国兴起和衰落前后的发展史。

德国学界对于前伊斯兰时代的叙利亚历史研究比较成熟,研究著述丰富。以古典文明的大视角审视叙利亚历史是德国学界的研究重点。马里茨·海因茨(Marlies Heinz)的《古叙利亚和黎巴嫩:从新石器时代到尼布甲尼撒时期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德米特里·杜马茨诺夫(Dmitrij Bumazhnov)和汉斯·泽里格·西利格(Hans Reinhard Seeliger)的《1—7世纪叙利亚史》以及艾娜·艾希纳(Ina Eichner)的《从远古到伊斯兰时代的亚述及其邻国》等著作，均对伊斯兰时代之前的叙利亚古代史进行了系统研究。

此外,德国学界专门论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叙利亚。弗莱堡大学的迈克尔·索默（Michael Sommer)是研究罗马帝国时期叙利亚史的专家,他的著作《罗马史II:罗马及其帝国》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君士坦丁二世治下的叙利亚行省;另有最新力作《叙利亚:一个被毁灭的世界的历史》以古叙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为着眼点,详尽叙述了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耶路撒冷、太阳神的朝拜圣地哈特拉古城、荒漠城市和通向东方的大门帕尔米拉、多神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中心城市安条克等,比较细致地梳理了古叙利亚的历史沿革。马克尔·维塔勒(Marco Vitale)的《罗马帝制时期古叙利亚的祭祀、体育馆和中心城市》，叙述了从公元前100年至公元299年与公元333年至公元634年时期作为罗马行省古叙利亚的政治和政府管理。

上述著作从多学科、多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古代叙利亚历史的丰富内容。但大多数论著是专题性研究,对古代叙利亚文明的内涵和特点论述不够全面,少数通史性著作的研究方法比较传统,西方学者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缺乏客观性。而且,这些论著都没有凸显出古叙利亚历史与古代其他文明的同等地位,对古叙利亚文明的特征和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响认识不足。

(二)古代叙利亚语言学及工具书

西方学界自19世纪起逐渐开始关注古代叙利亚语言,但直到21世纪这方面的成果才蔚为大观,代表性的成果众多,主要有W.加尔（W.Garr)的《公元前1000年至前586年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方言地理学》、埃弗勒姆·巴尔苏姆(Ephrem Barsoum)和马蒂·穆萨(Matti Moosa)的《散落的珍珠:叙利亚语文献与科学史》、罗杰·D.伍德(Roger D.Woodard)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的古代语言》。在此基础上涌现了一批语言词典,如托马斯·奥多(Thomas Audo)的《古典叙利亚语词典》、J.F.库克利(J.F.Coakley)的《罗宾森的叙利亚语语法范例与练习》、理查德·A.泰勒(Richard A.Taylor)和克雷格·E.莫里森(Graig E.Morrison)的《词典学:探索古代叙利亚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文献》以及迈克尔·菲利普·佩恩(Michael Philip Penn)的《当基督徒初次遇到穆斯林:早期叙利亚语论伊斯兰的著作》等。

(三)考古研究

皮特·M.M.G.阿克曼(Peter M.M.G.Akkermans)和格伦·M.施瓦兹(Glenn M.Schwartz)的《叙利亚考古学:从狩猎-采集者到早期城市社会(公元前16000年—前300年)》与玛格丽特·L.斯坦纳(Margreet L.Steiner)和安·E.基勒布鲁(Ann E.Killebrew)的《公元前8000年至前332年的黎凡特考古学手册》，都是系统性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与此前的单个考古报告有明显的不同。

悉尼大学梅丽莎·A.肯尼迪(Melissa A.Kennedy)的《公元前3000年叙利亚奥伦特斯河谷上游:陶器、年代记和文化联系》聚焦的是前人甚少关注的新石器时期奥伦特斯河谷的小型区域城市的角色和影响。

耶尔格·贝克尔(J塺g Becker)主编的论文集《叙利亚的文化景观:中心与外围》中包括了对公元前3000年前叙利亚北部地区定居点的水供应等微观议题的研究。

明斯特大学史前和早期考古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E.舒尔茨(Chrostian E.Schulz)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金属武器从青铜时代到铁器的时代的转型(公元前14—前11世纪)》主要涉及古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空间、金属艺术、武器、遗址和历史等。

德国学界的考古研究中关于陶器的专著有克里斯蒂安·法布(Christian Falb)的著作《公元前3世纪的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陶器考察》和菲尔汉·塞卡尔(Ferhan Sakal)的著作《公元前3000年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心的叙利亚地区的拟人化陶像》。关于石质雕像的考古研究有阿德尔海德·奥托(Adelheid Otto)的著作《古叙利亚时期石雕的兴起与发展》和迈克尔·布卢默（Michael Bl塵er)的著作《罗马帝国时期北部叙利亚的石质雕像遗迹:认同与文化传统在色雷斯和科马根》 ,后者叙述了铁器时代和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叙利亚北部的地形地貌和历史,非常细致的研究了男性和女性石雕像的特点。

(四)古代叙利亚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的研究

叙利亚地区在古代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有着密切交往,甚至是西亚诸多古老文明与北非埃及文明交往的桥梁和重要舞台。关于古叙利亚历史的研究，既是对其本地区历史的考察,更是对古代西亚、北非诸多文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探讨。

公元前6世纪起,叙利亚地区先后被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统治。叙利亚地区在这些帝国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希腊化时期,塞琉古王国与托勒密王国为了争夺叙利亚地区的控制权,展开了长期斗争,先后进行了六次叙利亚战争。学者们不仅研究叙利亚地区本身的历史,更研究叙利亚在地中海地区政局变动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关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叙利亚古代史的研究,往往融汇于关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和希腊化历史的研究成果中。这其中阿梅勒·库胡若（Amélie Kuhre)的《波斯帝国史料集》是近些年出版的最为权威和翔实的波斯帝国史料集,其中很多史料涉及波斯帝国和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的统治。除此之外,A.T.奥勒穆斯梯德(A.T.Olmstead)的《波斯帝国史》、唐纳德·B.瑞佛德(Donald.B.Redford)的《古代埃及、迦南和以色列》、G.N.克诺佩斯(G.N.Knoppers)等人的《埃及、以色列和古代地中海世界》、马特·瓦特斯(Mate Waters)的《古代波斯》、克瑞斯提安·哈比茨特(Christian Habicht)的《希腊化君主》、P.朱盖特（P.Jouguet)的《马其顿帝国主义与东方的希腊化》、盖策尔·M.科恩(Getzel M.Cohen)的《叙利亚、红海盆地和北非的希腊化居民点》、乌维·瓦吉波尔(Uwe Vagelpohl)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在东方: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翻译与评注传统》、莎拉·科林邓科·维尔(Sarah Klitenc Wear)的《叙利阿努斯论柏拉图著作的学说》等,都在探讨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涉及了叙利亚历史 。

古叙利亚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沃威克·鲍尔(Warwick Ball)的《罗马帝国在东方:帝国的转型》主要记述了近东文化对于罗马帝国的影响,颠覆了以往欧洲文化传播对东方影响的认识。这其中就包括古叙利亚对罗马帝国的影响。

福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的《罗马帝国近东地区的帝国、教会和社会: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和萨拉森人》探讨了诸多有关古叙利亚的问题,如早期的教父狄奥多勒是否被认为是一个装扮风格为希腊人的叙利亚人;北叙利亚的一个基督教僧侣的形象;前伊斯兰时期的叙利亚正统教会的演变,是否是从希腊化向叙利亚化的转变;古叙利亚语与基督教语言的关系,美索不达米亚古城敖德萨从2世纪到5世纪之间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在该地的传播。

纳撒尼尔·安德雷德(Nathanael J.Andrade)的《希腊罗马世界中叙利亚人的认同性》是西方学界帝国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主要论述了罗马帝国到叙利亚的定居者如何改造了希腊、罗马和叙利亚认同。这部著作展示了希腊的社团组织和贵族政治网络是如何把公民身份扩展到叙利亚人之中,并且产生一个新的希腊性(Greekness)和叙利亚性(Syrianness)。在这一过程中,在叙利亚的定居者重新调整并且融入到当地多元的风俗习惯,包括近东的风土人情,如此一来,展现希腊人、罗马人或者叙利亚人的认同感就需要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方式。

德国学界还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角度解读叙利亚,如基尔大学的乌尔里希·胡伯纳（Ulrich Hübner)就是德国著名的西亚学研究专家。他编著的《丝绸之路欧亚交通网络上的商品交易与文化交流》有相当篇幅关涉到叙利亚。

余  论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古叙利亚文明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学术界通常将古叙利亚地区的历史作为古代大帝国的一部分和中心文明的边缘进行论述,或作为腓尼基人或古犹太人历史的背景论述。二是由于特殊的宗教情结以及较为深厚的研究底蕴,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英文、法文、德文文献。三是现有研究文献涵盖了古叙利亚考古、古叙利亚通史、断代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科技史、文明交往史等多方面内容,为系统地梳理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知识谱系。

西方学界对于古叙利亚文明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几乎覆盖了古代叙利亚历史的各个时间段(包括史前史),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不足：其一,西方的相关研究较为零散。大多集中于古叙利亚历史某些时段、某些专题和某些地区,较少有系统、完整探讨古叙利亚文明演进的著作,即使已有的个别通史性的著作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其二,在西方主流的学术话语中,对于古代叙利亚文明评判仍然先验地受到“西方中心论”“东方学”的影响,使用西方文明话语建构下的叙事模式，与客观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其三,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和借鉴不足。专题史的研究者大多关注宗教社会特征,尤其是过多依据基督教的资料和局限于基督教的视野;语言学家的成果尚未能很好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其四,对古代叙利亚文明的关注度不够。学界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关注欧美等当今经济发达地区的历史,以及古代著名的大文明区,较少关注次要文明区。其五,全球史的研究视角仍显不足。对古代叙利亚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古代叙利亚与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交往重视不够。

相较于西方学界的研究,国内关于古叙利亚文明的研究较少，散见于文明史、国别史的相关论著以及政治史、文化史等专题史的论文中。有关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古代叙利亚历史的研究多散见于研究叙利亚地区与外部交流的成果中,是从异质文化的角度描述叙利亚的历史,并不能够完全把古代叙利亚作为研究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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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樊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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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6期第65-78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